6月3日，美国保守派智库“美国指南针”五周年庆典在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隆重举行，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。他们呼吁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，确保科技创新与本国制造业互利互补，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。
卢比奥之忧
卢比奥在演讲中强调，美国工业产能的下滑严重削弱了其经济基础和全球地位。他回顾历史，特别提及“二战的胜利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，都是美国强大工业能力的产物。”他举例说，在战争中，日本一旦失去飞机，就难以迅速补充，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产能，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数百架飞机来替代损失的战机。这种强大的工业能力，不仅为美国赢得了战争，也奠定了其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。
然而，卢比奥警告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国工业的衰退逐渐显现。他指出：“工业产能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但如今，由于多年的忽视和工业产能的流失，我们不仅破坏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，还削弱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。”他呼吁，在未来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决策中，必须重新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，优先考虑工业产能的恢复和提升。
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，卢比奥的讲话揭示了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——脱实向虚，金融资本主义严重侵蚀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。这一过程导致工业产能萎缩、债务高企、社会分化加剧，形成难以逆转的系统性困境。
金融资本（如股票、债券、衍生品交易）具有高流动性、高杠杆和高短期回报的特征，而工业资本（如工厂、设备、技术研发）则需要长期投入且回报周期慢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资本天然倾向于前者，导致资金从制造业流向金融投机领域，尤其是1970年代起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衍生品市场的爆发，虚拟经济挤出了实体经济。相关数据显示，美国金融、地产与专业服务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，于1980年首次超过制造业，资本加速流向低成本国家。而制造业占比则持续下滑，1995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6.5%，到2023年已降至10.3%，远低于日本（19.2%）、德国（15.4%）和韩国（24.3%）。2024年第三季度更跌破10%，创历史新低。
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。
首先表现在创新停滞上。过度金融化挤占了研发资源。有关咨询机构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半导体产能全球占比从1990年的37%降至2023年的12%。
其次表现在社会与就业问题上。近几十年来，金融资产收益（4%-5%）长期高于GDP增速（1%-2%），导致财富向顶层集中：1%的家庭占有33.8%的社会财富，底层50%的家庭仅占2.5%的社会财富。股市繁荣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（财富61%配置于股市），而中低收入人群依赖工资，实际收入停滞。与此同时，五大湖传统工业区失业率长期高于全国均值，形成了“铁锈地带”。此外，服务业就业占比超80%，但中产岗位萎缩，低端服务业岗位激增，加剧了阶层固化。
此外表现为金融系统性风险，2008年金融危机已证明，虚拟经济泡沫破裂（次贷危机）会通过信贷冻结重创实体经济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还表现在供应链风险上。长期以来，为追求更低成本，美国企业将中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，本土仅保留研发和品牌，逐渐丧失了完整的产业链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美国医疗、电子等核心产业依赖进口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。其实，这也正是卢比奥目前最为忧心的，他在演讲中提及二战时的美国和日本，并得出“工业产能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”的结论，就是基于此。
对他国的警示
美国的发展轨迹，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被历史反复验证的定律：强大的、完整的工业基础，是国家经济韧性、社会繁荣与战略安全的终极基石。当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冲动压倒工业资本的长期价值创造；当虚拟经济的泡沫膨胀遮蔽了实体经济的根基，繁荣便如沙上之塔，危机已悄然潜伏。卢比奥的警醒——“工业产能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，这一点从未改变”是对所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的深刻箴言。
美国的教训犹如一面高悬的明镜，给其他国家以警示：必须时刻警惕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对工业资本的侵蚀与虹吸。就当下中国而言，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韧性。这并非否定金融的润滑与催化作用，而是强调必须引导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，特别是服务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长期战略目标。历史的警钟长鸣，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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